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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无择在宜春
    信息来源:赣西晚报  更新时间:11-08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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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吴静男


祖无择,字择之,初名焕斗,河南上蔡人。北宋仁宗宝元元年(1038年)戊寅科吕溱榜进士第三人。于宋仁宗皇 五年(1053年)“罪移”袁州任知州,在宜春滞留了三年。祖无择在宜春期间,著有《庆丰堂记》,记他在宜春的状态,曰:“公退则拥书隐几而坐,考圣贤之事业以自广。间或速宾友,以琴樽相欢。”第一句反映在建韩文公祠、修郑谷墓、建东湖台榭等事业上。前两件事知道的宜春人多,而知道宜春东湖的人则不多。

第二句中的“速宾客”是邀宾客的意思。现在我们还在用的“不速之客”中的“速”便是邀请的意思。这一句表达的意思也“有诗为证”,祖无择在《九日登袁州宜春台》中自况:“落帽佳辰又到来,黄花烂漫为谁开。已经多岁衰容改,更被无情急景催。取次杯盘须尽醉,随宜歌管任频陪。却惭未报君恩厚,空向山城养不才。”九日,即九月初九重阳日。古时有重阳登高的习俗,九日登宜春台正其时也。落帽为重阳登高之典故。黄花指菊花,急景指飞逝的光阴。

请原谅我的低级趣味,我总把祖诗中的“歌管”当做官妓的指代。

唐宋年间,妓分家妓与官妓。官妓分为宫妓、郡妓、府妓,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豢养,服务于官宴。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妓女中,官妓为主要类别。如元稹与薛涛始乱终弃的交往,就属于这种。官妓主要的生活工作场所在乐营。乐营的选址布局有讲究,要求亭台楼阁,雕梁画栋。乐营的直接管理者是乐营将,负责日常考勤、官员宴饮、排练歌舞,发现并选入新乐妓的具体事务,但其真正的最高管理者是地方最高长官。他们有权令官妓侍寝、和谁交往应酬,有权将她们送人(薛涛便是司空严绶送给元稹的),有权批准她们脱籍从良。但官妓不是长官的个人财产,不能归为己有,官员宴饮时还得安排官妓出场应酬,诸官员有享受官妓服务的权力,长官不应拂其意。所以,白乐天从杭州离任时,能带着中意的官妓回洛阳小住,但终究不能占为己有,要遣还杭州乐营。为此,刘禹锡写下“其奈钱塘苏小小,忆君泪点石榴裙”的诗句踩白乐天的痛脚。此后,白乐天补偿性地大养家妓,豢养的家妓过百,“十载春啼变莺舌,三嫌老丑换蛾眉”,经常吐故纳新,实行退出机制,留下了“菱角执笙簧,谷儿抹琵琶。红绡信手舞,紫绡随意歌”、“樱桃樊素口,杨柳小蛮腰”等与苏小小齐名的歌姬,不仅让刘禹锡羡煞,也让唐以后的累代读书人羡煞。

了解上述官妓小史,就能从祖无择《九日登袁州宜春台》中读出更多意味。唐宋社会重视每年的三月三上巳节与九月九重阳节,就像当下社会重视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与十一国庆节。到了这两个节日,朝廷与地方政府就要举办宴会,教坊乐人与乐营官妓照例要进入工作状态。九日官宴在宜春台举行,我因此推测,宋朝袁州府的乐营就设在宜春台,祖诗颈联中的那句,就是那时袁州乐营的“报告文学”。另一个佐证是李觏受祖无择之邀来宜春写《袁州州学记》,他也在宜春台潇洒走了一回:“云中罗绮香风落,月底笙歌醉梦回”(李觏《宜春台》)。

祖无择生不逢时,他当官的宋代不允许地方长官像白居易那样享受官妓的身体。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十一《委巷丛谈》载:“宋时阃帅、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,然不得私侍枕席。”但青年女子与一伙文艺老人在一起暧昧,很有可能被其政敌或道学家把掉进裤裆的黄泥当成屎,让当事人臭不可闻。祖无择就这样被臭了一回: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,王安石入为翰林学士,拜参知政事,开始把持朝政。此后不久,他就密谕监司访查祖无择之罪(报复祖无择反对变法)。查办此案的王子韶为了讨好王安石,同时也为了一泄私愤(此前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时,王子韶的岳父闲居杭州,修建宅舍时曾多次向祖无择借使役兵,都被拒绝),于是诬陷祖无择任杭州知州期间与官妓薛希焘私通、贪污受贿、假公济私,请朝廷遣尚书都官郎中沈衡自京师拘逮祖无择赴秀州狱。等到狱成,薛希焘被鞭打至死也没有承认其与祖无择私通之事,王子韶所奏祖无择其他贪赃滥财之事也终未能查实,最后只得以借公使酒(送宾客酒三百小瓶)、贷官钱接济部民及乘船过制、与部民接坐、答应下属的曲法请求等为由,于熙宁三年(1070年)将祖无择责检校工部尚书、谪忠正军节度副使。薛希焘与被朱熹查案打死的严蕊,被称为宋代的两名“义妓”。这是在唐代不可能出现的称号。

北宋时济南出了一位鼓曲女艺人,名叫李苏苏。苏苏姑娘很红,红彻市井与官绅两界,就连当时齐州太守祖无择都为她倾倒,写诗赠之赞之。北宋时万载出了一种酒也很红,袁州太守祖无择都为它大捧其场,写诗赠之赞之。祖无择《记万载风俗三绝》云:“官酤米为曲,酿出成红酒。里社醉丰年,便是宣城酎。”“宣城酎”三字,让人想起李白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:“纪叟黄泉里,还应酿老春。夜台无李白,沽酒与何人?”老春,纪叟所酿酒名,唐时名酒多带春字。夜台,坟墓。墓一闭,不见光明,故称夜台。万载酿“红酒”,也叫赤酒,比赤黄色的酒更红一点。这种酒大多由红曲酿造,因而酒色赤红。红曲是一种优质酒曲,用之酿酒,酒色深重,酒质也极佳。因此,来人提及红酒,总显得兴奋异常。曾几《家酿红酒美甚戏作》云:“麴生奇丽乃如许,酒母侬华当若何……得非琥珀所成就,更有丹砂相烫磨。”刘过《红酒歌呈西京刘郎中立义》诗更向人们展示一幅酿制红酒的绝妙画卷:“桃花为曲杏为浆,酒酝仙方得心法。大槽进裂猩血流,小槽夜雨真珠滴……鹅儿不酌宜城黄,流露造比江南酒。”在宋人所酿的发酵酒当中,这种由红曲酿制的赤色酒最为醒目,因而诗家吟咏常以其色泽为显著标识,其中以“真珠红”、“鸡冠红”、“猩血红”相形容者,屡屡可见。如韩驹《庚子年还朝饮酒六绝句》诗有云:“五侯池沼卷东风,酿作真珠滴小红。”又《夏日谢人送酒》诗云:“正嫌酒作鸡冠赤,洗盏惊看白玉腴。”方岳《元日立春》诗有云:“糟床夜压真珠红,摩挲醉面迎春风。”萧立之《红糟送陈广文》诗有云:“小槽无声檐溜歇,银缸满贮猩血红。”

祖无择写万载的酒诗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:宋代官府对酒的酿造、销售监管很严,所以是“官酤米为曲”,这样可以保证酒税的收取。正因为有利可图,官府对酒的推销也很用心,每年酒库开卖新酒, 都要择吉日,发预告,到时官妓、市井妓皆需妆扮俏丽来助兴,充当“酒模”(仿“车模”生造的词汇)。官妓还必须到官府开办的酒楼中轮值,陪酒待客,以求市井客人多消费,“里社醉丰年”不只是“宣城酎”之功。宋代官府对乐营这种“事业单位”改革,把她们推向市场,使得宋代官妓与唐代官妓相比更接近于娼,到了元明,政府更是取消了乐营的编制,乐妓不再官养,改由民营,从业人员的素质每况愈下,完全靠色相胜出,而不去训练自己的歌技舞技了。元朝以后,宜春台不再是歌舞之地,让登临者“最忆老藤阴覆地,空中几见异僧来”(虞集《宜春台晚眺》)、“惆怅当年歌舞地,碧桃开落几千回”(郭钰《和虞学士登宜春台》)、“野树风悲王子陵,春台无复管弦声。登临为忆前朝事,空有哀猿叫月明”(王光烈《宜春台怀古》)。叫月的哀猿是不能入选乐营的,尽管乐营的歌姬是由猿猴进化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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