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州古城

访问量:   发布时间: 2021-03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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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州古城营建摭记

文/林峰

袁州这一称谓,始于隋朝开皇十一年(591)设置袁州,以宜春(时称宜阳)县城为州治。大业三年(607),宜春县署迁出州城,“移于州之东七里”。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1161),知县胡安老又将县署“徙于城内之善政坊”,此后一直维持州(府)县同城的格局,故而袁州城亦称宜春城。本文所称袁州城,即今宜春市中心城区南部的老市区,具体而言就是旧时袁州城池及各城门大路向城外部分延伸的街巷,文中依相应时期的政区设置情况,分别称作县城、郡城、州城或府城。

袁州城曾以坚固雄伟而闻名于江右,素有“铜袁铁赣”之誉。城池营建,百工兼作,其起于抔土片石,一砖半瓦,历尽沧桑,兴衰几度。先辈们筚路蓝缕,开创事业,荫佑后代,厥功至伟。穿越两千余年的历史烟云,本文摭取数端,即其逸闻,别以朝代,概而记之。

(宜春城老北门,图片来源于网络)

       一

说起袁州城的历史,人们往往会把宜春县的建置年代——西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)作为开端,至今有2200多年历史。事实上,宜春城的筑城年代,历史上未见确实的文字记载。明代正德版《袁州府志·城池》载:“(汉高祖)六年,令天下郡邑皆筑城。袁之有城,或始诸此。”其中包涵的逻辑是:既然皇帝下令天下郡县都要筑城,宜春县城的修筑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。

最初的宜春县城为夯土版筑的土城,以山丘为依托、以秀江为津要布局城池,不过其具体位置、广袤几何,史乘均未见记载。县城的创建者,相传为平江南、定豫章的西汉大将军、颍阴侯灌婴。不过据后世学者考证,西汉初大将军灌婴的踪迹未尝履及江南,遑论砥定豫章之功,因而所谓宜春筑城之举自然也就无从着落了。又有学者论证,平定江南的那位将军不是灌婴,而是陈婴!一字之差,谬误千古。或许是秉性执着的宜春老百姓们坚信,只有灌婴这样有百战之功的开国元勋,才有资格担承起筑城治理、保境安民的大任。千百年来,宜春城州、县两座城隍庙均祀奉灌婴为神主,这与天下城隍多以土地神充任的情况大相径庭。

两汉之际,宜春城的坐落、广袤等情况仍旧不见记载。现代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曾对古代袁州城池进行过考察,其著作《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》中有这样的记述:“汉至唐初的宜春城,位于后世城的东半部分,可说相当于后来的东城部分。……城内南半部分是包括风景区的小丘陵,有名宦记功碑,官厅和民居、寺观等集中的居住区在城北半部江岸的低地,城内有被称为棋盘街的棋盘格状划分的整整齐齐的街道。”

实际上,宜春城营建的最早记载,与一位封侯食邑于此的汉室贵胄有关。

元光六年(前129),长沙定王刘发的第三位王子刘成被封为宜春侯,割宜春县作为封国,称宜春侯国。刘成享国十七年间,古籍中除了其营造宜春台、凤凰台、仙女台、梳妆台、得月台等所谓“宜春五台”之外,别无政绩记载。

刘成所筑“五台”中,“最胜者宜春台”,“植桃李以万计”。作为城中制高点,“周览川原,下瞰人烟,四时佳景罗列目前”,历代登临揽胜、吟赏挥毫者指不胜数

刘成的父亲刘发,是汉景帝刘启第六子。因为生母地位低微,刘发被分封至卑湿遥远的“南蛮之地”长沙为王,长年不得回京城长安省亲。由于思念母亲、记挂自己的出生地长安,刘发每年都要派人将封国所产最好的大米运往长安,供母亲享用。再从长安运土回长沙,选择城东高地筑台,方便登台遥望长安方向,以慰思母思乡之情。后来,长沙人感念其孝心,名之为“望母台”。刘发死后追谥为长沙定王,故又名“定王台”。

宜春侯刘成是刘发的第三子,远离父母,分封至宜春为侯。或许刘成也有乃父一样的情怀,那么刘成筑“五台”之举,就不仅仅是耽于享乐这么简单了。筑台以登高,远目以思亲,以致死后也要葬于宜春台之侧。于是,后世宜春士民才会有缅怀他的理由。北宋咸平年间,宜春台下立有宜春侯祠,“居民岁时祭享”,后有城中居民赵敏中出资重修。斗换星移,沧海桑田,如今“五台”中“宜春台”硕果仅存,成了宜春城历史最悠久的风景名胜。

曾几何时,王子刘成的陵墓、享祠踪迹泯没。至今,与宜春台相隔不远处,仍有一条王子巷,巷中原有一座王子庙。或许,这里便是当年王子刘成的府邸遗址,其中一隅后来改为王子庙。光阴荏苒,王子庙里的香火不知何时断灭消散,成为寻常百姓居家生活的屋舍。

(2018年4月,即将拆迁的王子巷一隅,摄影:何水飞)

西晋太康元年(280),为避武帝司马炎的祖母张春华(也即三国时期魏国大将军司马懿的正妻)的名讳,宜春县更名宜阳县。此后三百多年间宜阳城池的变迁,史乘未见记载。

隋初,宜春发生了数起载入地方史乘的重要事件:开皇十一年(591),以宜阳县城为治所,设立袁州,统辖宜阳、萍乡二县,境内首次成立州郡级别的行政管理机构;开皇十八年(598),宜阳县复名宜春县,又析县域东境之地复设新渝县,均隶属袁州。

大业三年(607),或许是虑及州县两级官署蜗居猬集于城区,带来诸多不便的缘故,当局决定将宜春县署迁出州治,“移于州之东七里”,约今湛郎桥一带,州县不同城,原先的宜春县城完全变成了袁州州城。至于州署是否也鸠占鹊巢,以原宜春县署作为治所,就不得而知了。

袁州城垣修建年代的最早记载,是在唐朝初期。据旧志记载:隋末唐初,群豪并起,江西豪强林士弘、萧铣鏖战豫章,袁州城迭次易手,致使城垣残损。

唐继隋祚,天下一统。武德四年(612)九月,安抚使李大亮修建袁州城,在州城的东、南、西三面开凿城壕,宽七丈,北面以秀江为壕;筑城高二丈,周回四百八十四步。城墙外甓内土,城上建露屋,皆覆以瓦。显而易见,李大亮修建的这座袁州城规模很小,城墙“周回四百八十四步”,按古时候三百步一里计算,也就是一里半多一点罢了(差不多是现代一个标准运动场的规模),大概圈住一座州衙及附属建筑之外,就没有太多的空间了。

城池虽小,但主持修建者却是名声赫赫:李大亮(586~644),陕西泾阳人,唐朝开国功臣。太宗朝以战功晋封武阳县公,官拜右卫大将军。唐太宗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,诏令李大亮兼任太子右卫派率、工部尚书,负责守卫太宗和太子寝宫。死后,又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。李大亮一生功业多成就于疆场,唐初曾奉命出兵荆襄一带平定地方豪强,攻取城池十余座。而李大亮治理袁州城,正好就在这个时候。

唐长寿二年(693),袁州刺史魏元表迁州治出城东北二百步,其具体位置坐落何处,失考。可以想见,时光流转,岁月承平,狭小逼仄的袁州城,已难以适应士民工商的生齿繁衍和市井闾巷的昌隆兴盛,州城的增容扩展势在必然。其时,一位贬官宜春的世家子弟适逢其会,为袁州古城的营建描绘出隽永浓重的一笔,此人便是后来“安史之乱”之后中兴唐室的名臣——房琯。

房琯(697~763),字次律,洛阳偃师人,系唐朝宰相、正谏大夫房融之子。房琯博学多闻,善诗文,擅琴韵,尤其对宫室建筑设计、园林技艺雅有巧思。天宝五载(746),房琯升任给事中,赐爵漳南县男。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贵妃,改温泉宫为华清宫,在其周围建造百司廨舍,以为游观享乐之所。这一宏大修建工程的主持实施者,就是才华洋溢的房琯。不久,以“口蜜腹剑”著称的宰相李林甫构陷韦坚、皇甫惟明“谋规立太子”,牵连另一位当朝宰相(左相)李适之。不得已,李适之请辞宰相之职以避祸,被贬为宜春郡太守。岂料到宜春履任刚刚三天,李适之就被迫自杀于官邸。同年,房琯亦受此案牵连,贬任宜春郡太守。

或许为了排遣官场残酷倾轧的苦厄烦闷情绪,抑或仍未从先前营建华清宫及百司廨舍的角色中走出来的缘故,下车伊始,房琯就对他所谪守的这座城池进行了一番勘察。当时的宜春郡城坐落在后世(指明、清时期)府城的东城部分,官厅、民居主要集中在城池北部的低地上,有着被称为“棋盘街”的整齐街巷。由于濒临秀江,地势低洼,时常遭受洪涝袭扰。为彻底改变郡城“城基卑湿”的不利环境,房琯规划了一个宏大的营建方案,预备迁移郡治过江,在秀江以北、袁山以南择址“建筑城垒”,打造一座全新的郡城。方案呈报上官,江南西道观察使(廉使)“虑其勤民”,不允。房琯心有不甘,乃以旧有城池为依托,“遂展故城西南二百余步,去卑湿而就爽垲”,以期将城市的重心逐步向郡城西部、南部干爽的台地转移。此举拉开了拓展新城区的序幕,也奠定了后来袁州城营建的基本格局。

应该指出的是,房琯对于袁州城的开创之功不仅限于拓展州城,创新郡治,其他如建文庙,创学宫,招致生徒就学其中,开宜春官办教育之先声;修建济川桥,首建沟通秀江南北交通的桥梁。任内颇多惠政,以至离任多年后“袁人不胜其怀”。房琯是唐代著名政治家,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,随唐玄宗入蜀,相玄宗、肃宗二朝,有所谓“中兴名相”之誉。

元和初年,王涯贬任袁州刺史。“莫以宜春远,江山多胜游”这一现今宜春人耳熟能详的金句,就出自其好友韩愈的送别诗。任内,王涯顺应袁州民众缅怀房琯的愿望,立有一道“房公德铭碑”,该碑由李华撰铭,柳宗元书阴,两人皆为当时名闻朝野的文坛巨匠。后来,袁州士民将房琯崇祀于名宦祠。

乾元元年(758),郑审任袁州刺史。任内注重教化,将房琯所建文庙(夫子庙)兼学宫由州城北门外迁建至州治西四十步,扩大其规模。又在州城外西郊开凿西池(后世称为西湖),“上有故城潭、木瓜岛、蔷薇洲、杨柳堤、青田坛、石桥、湾钓矶”,为州民游息之区。西池游览区的建设,可以看作袁州城市向西扩展成果的注脚。郑审,郑州荥阳(今河南荥阳)人,弱冠即登进士第,历官歙州司马、袁州刺史。兼善诗画,与杜甫交厚。他在宜春任职时,为宜春著名隐士彭构云撰写过墓志铭。

元和四年(809),李将顺由员外郎迁袁州刺史。当时,江西各地民居房舍的建造普遍以竹木材质为主,极易引发火灾。州县所在的城市人烟密集,又因高耸坚固城墙的环抱,与城外隔绝,一旦城中突发火灾,往往扑救不及而延烧连片,居民亦难以疏散逃生。如果城中再缺水或汲水不便,所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更加难以想象。彼时的袁州城,便是这样一座时刻面临火灾威胁的城市。由于火灾频发,袁州居民不堪其苦。

李将顺下车伊始,考察舆情,决心消除州城火患。亲自出城勘察水源,确定引水路线。然后组织民众在州城西南清沥江(今温汤河)拦河筑陂,引水入城。还将郑审开凿的西池改建为调节渠水的分水湖,命名为益州塘,“中留二岛曰卧龙,作亭其上曰仁智,曰义政”。水渠建成后,居民大得惠利,为感戴李将顺的德政,便称之为“李渠”。

唐代的李渠全长约二十里,自源头“凿渠引水,溉田二万”,逶迤十里后流入州城,“缭绕闾巷,其深阔使可通舟”。再向东穿城而出,流经当时宜春县治附近的赤板桥(又称落驴桥,即今湛郎桥),最后注入石潭,汇流袁河。

李渠不仅具备防火功能,还兼有灌溉、汲引、排水、行舟等多种功能,改善了州城居民的居住环境,便利了民众的生产、生活,也影响了后世袁州城的营建格局与设施。自李渠建成后,千百年间历经十余次大的疏浚修缮,惠泽千年,功德无量。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后一次修浚,仍可资利用。

李将顺,生卒不详,赵郡(今河北赵县)人。其父李规做过寿州刺史,李将顺系其长子。元和四年,李将顺由员外郎迁袁州刺史。约在元和七至八年(812~813)间,移任虔州(今赣州)刺史。据《册府元龟》(卷七百)记载:“元和九年,坐以官钱贸易以求利,且擅兴工役,贬循州司户参军。”上奏章弹劾李将顺的是江西观察使裴堪。在裴堪的眼里,开凿李渠是“擅兴工役”、“掊敛扰人”的罪证。不过,宜春人民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评判,认为李将顺体察民瘼、造福千秋的好官,将他入祀名宦祠。

咸通年间,在与袁州城隔江相望的北岸,赫然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壮的庄园,俨然一座城堡,它的主人便是江西历史上第一位文科状元卢肇。旧志据宋代宜春县人罗诱《宜春传信录》记载称:“卢宅自宅东下,缭绕四五里遥,垣墉坚固,皆呼为‘卢城’。上通一门,出芦洲,为讲学之所。”咸通七年(866),正在歙州刺史任上的卢肇,突然被罢官回袁州居住。这一年,原本来是他仕途上最为通达顺畅的时候,由于任内勤政爱民,深得歙州民众爱戴,朝廷赐以金紫,以示表彰。为报答皇帝的恩宠,卢肇将其耗费多年心血写成的《海潮赋》进献于朝廷,颇得懿宗皇帝推崇,称“卢肇文学优赡,时辈所推。穷测海潮,出于独见”,认为其赋“足称一家之言,以祛千载之惑,其赋宜宣付史馆”。

就在进《海潮赋》数月后,风云突变,卢肇被罢官,闲居袁州。卢肇究竟因何罢官,不得而知。归乡后,卢肇“以俸钱易负郭二顷”,修建起被时人称作“卢城”的大庄园。又在州城东郊震山以西、游溪之南购得一片枫林,作为“罗鸟罝兔、挟弹走马”的场所。卢肇曾与袁州刺史高厚游弋林中,高厚应卢肇所请,将其命名为“卢氏弋林”,以呼应东面的“彭氏钓渚”,并“戒吏以丹书贻卢氏,使西畴之人世世掌之”,令“郡人无得渔樵”。卢肇将“卢氏弋林”所在山冈“呼冈”改作“震山”,并在岩壁上刊刻《震山岩记》载其事。曾几何时,“卢城”湮没殆尽,旧址称为“官园”。卢肇旧宅亦改为宜春县学,其中大成殿今存,至今已获重建,为城中文化景观。

乾宁二年(895),袁州刺史揭镇主持修建袁州城,筑罗城一千五百余丈,并增筑外城,浚治城壕。所谓罗城与子城,南宋史学家胡三省注释称:“罗城,外大城也。子城,内小城也。”罗城是包围子城的外城,是真正具有防御意义的城墙,而子城作为内城,一般为官衙所在地,也称衙城。主持修城的揭刺史,本名文徽,字镇,以字行。其修城的目的,是防御由北方汹涌南下的黄巢起义军。揭镇因抵御黄巢有功,封护国将军、左仆射。又以讨伐上官逢之功,加封银青光禄大夫,检校工部尚书、持节袁州刺史诸军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。揭镇后来定居袁州,为宜春揭氏始祖。

唐天祐三年(906),彭彦章任袁州刺史。为加强州城的防御能力,彭彦章拓展东南面城池,与旧城相通,又在城上建串房一千二百七十二间。所谓串房,即覆盖于城堞之上房屋,连绵成串,故名。江南地区多雨,城墙多以生土版筑而成,长年被雨水浇淋,容易冲蚀剥落,以致倾塌。为保障城池的持久坚固,南方各地的城池多采用城上覆屋的形制,方便将雨水导入城下。上述记载所透露出的信息表明,彼时袁州城已“与旧城相通”,城池完固连为一体。

彭彦章修建州城,是为了抵御吴国军队对江西的进攻。彭彦章,字巨文,庐陵(今吉安)人。祖籍宜春县,系著名隐士彭构云六世孙。晚唐时期,藩镇割据,天下板荡。其时,南平王钟传(今上高人)拥兵自雄,据有江西。彭彦章的叔父彭玕早年聚众抗御黄巢,占据吉州,奏封吉州刺史,与钟传、危全讽、卢光稠、谭全播等人并称“江右豪杰”,众人均受钟传节制,共同统治江西二十余年。

天祐三年(906),钟传去世,诸子争立,结果长子钟匡时得以继任镇南军节度使、南平王大位。钟传的养子、时任江州刺史的钟延规恨不得立,遣使以江州(今九江)投降吴国。吴军乘机发兵攻破饶州(治在今鄱阳)及首府洪州(今南昌),掳钟匡时以下五千人北归。

天祐六年(909),危全讽(钟匡时岳父)自称镇南军节度使,召集旧盟抚、信、袁、吉四州刺史,组成联军一致抗吴,又请求盘踞湖南的楚国国王马殷派兵援助。联军号称十万,大举反攻吴军占据的洪州。危全讽率联军主力进攻洪州城,与吴军大将、招讨使周本隔江对峙于象牙潭(在今丰城市同田乡与新建县流湖乡交界处,锦江亦在附近汇入赣江。因江流经此弯曲成潭,状似象牙,故名),彭彦章则会合楚军指挥使苑玫围攻吴军据守的高安城。

战事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,统帅数万大军、连营数十里的危全讽,居然被只有区区七千之众的周本击溃,危全讽以下五千人被生擒。另一位吴军将领米志诚,亦于上高击溃楚将苑玫与彭彦章的联军,彭彦章败回袁州。周本乘胜进攻袁州,刚刚修建完固的袁州城无法阻挡吴军胜利前进的步伐,彭彦章兵败被俘。不久,江西全境尽归吴国。时局背逆,大势所趋。虽有重兵、天险、坚城之利,诚不足恃!

五代十国时期,地处吴国与楚国边境的袁州城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故袁州刺史一职长年由军事将领担任,保持州城的坚固完善便成为历任刺史的要责。这一时期,袁州城池修建的频度较大,见诸志乘的记载亦多。比如,吴乾贞二年(928),袁州刺史顿金在州城四郭城门外置铺栅、罗城。大和五年(933),袁州刺史韦建筑开罗城二百余间,浚城壕五百余丈。南唐升元四年(940),张承杰奉诏监临袁州,“奏移州廨,复故基,重立甲仗楼库”,未及动工,诏还金陵。

南唐保大二年(944),刘仁赡由黄州刺史改任袁州刺史。到任后立即组织城池修建工作,“添筑罗城,开辟壕堑”,修东南面子城,皆用砖石。又着手新建州治,完成张承杰未尽之事。袁州城素来“鬻竹木柴炭有耏门之税”,刘仁赡下令予以蠲免。由是,州城“丰财足用,士庶易其居第,二载之内,阛阓栉比”。刘仁赡治下的袁州城,呈现出市井繁荣、安居乐业的景象。

刘仁赡还主持了袁州历史上首次纪录较为详细、规模堪称宏大的州治官署修缮工程,“所建立郡斋使宅、堂宇轩廊、东序西厅、州司使院,备武厅、毬场、上供库、甲仗库、鼓角楼、宜春馆、衙堂,职掌三院诸司,总六百余间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州廨建筑中有鼓角楼,亦即谯楼,这是有关袁州谯楼建造的最早记载。刘仁赡(900~957),字守惠,彭城(今江苏徐州)人,五代时南唐著名军事将领,以骁勇善战、尽忠死节闻名于世。刘仁赡治理袁州“规划有方”,卓有政绩,敕升袁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,赐贞威将军,食邑三百户。

保大八年(950),边镐由信州刺史移任袁州刺史,兼湖南安抚使,领州兵于边境监视楚国,“有警许便宜从事”。边镐驻袁州期间增修城堞,巩固城防。州城北面秀江原有广济桥,系唐天宝年间宜春太守房琯首建。中和年间,权袁州刺史邓璠重修,久圮。边镐联舟十二,修造浮桥,名曰“永济”,宜春有浮桥自此始。边镐,生卒不详,升州(今南京)人,小名康乐,因出生时其父梦谢灵运来谒,愿托为父子,故名。保大九年(951),边镐从袁州出兵长沙,在龙回关击败楚军,楚国大将徐威挟楚王马希崇出降。边镐平定割据湖南的马氏政权,“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”,以战功晋升武安军节度使。

残唐五代之际风云激荡,四方征逐。袁州城数经战火洗礼,堪称巩固,“巨盗黄巢、萧铣寇江南,独不能入袁;马希范据长沙,……皆不敢东窥其城之利。”在历经一个多世纪兵戈交鸣、王旗变幻的沧桑岁月之后,中国再度归于一统。

北宋初,袁州城历经修缮营造,规模格局已大为改观。据北宋大中祥符年间(1008~1016)编修的《袁州图经》记载, 袁州城“周围七里二十步,高三丈八尺。子城周围一里一百二十步,高三丈七尺。北枕秀江,三面壕深四丈。”俨然已有森严气象。城垣内外的其他营建工程,纷纷得以修建。

至道三年(997),王懿来守袁州。其时,贯穿州城的李渠已不知于何年何月淤塞报废,州城再度陷于火灾频仍的困境。王懿到任后,决定疏通李渠,为民解忧,主持了历史上首次对李渠的疏浚工程,使得李渠重现昔日风采,居民再得便利。于是,袁人作歌谣颂扬其恩德,歌辞曰:“李渠塞,王君开,四城惠利绝火灾。”

王懿(954~1002),字文德,大名府莘县(今山东莘县)人。出身书香门第,其祖父王彻为后唐状元,父亲王祜入宋后官至兵部侍郎。王祜曾手植三棵槐树于庭院,称子孙中必有位致三公者。王祜后来被尊为琅琊王氏支系“三槐堂”始祖。懿弟王旦,进士登第,为真宗朝宰相,为相十二年,以贤能著称。王懿“励志为学,登进士”,至道三年以秘书丞知袁州,有政绩。旋召还京城任用,可惜不久便去世了。

王懿离任后,由于维系渠道畅通的“经制靡固”,李渠很快又淤塞了。天禧元年(1017),袁延度通判袁州。到任时见州城“居民新为火焚,荡然如野处”,深为忧虑。作为能吏,袁延度深得知州李龟从的器重,“州务多委决”,重新疏浚李渠便是其中之一。袁延度“访耆老,询故迹。深决而浚,引溢城西池”。天禧三年九月,工程竣工。又于李渠所流经州署以东的西池中筑洲,“洲植以竹,其下种莲”,建疏泉亭,赋诗一首:“本与居民御火灾,不辞迢递费迂回。夜澄明月家家到,春泛余光处处来。漱渌寒声喧巷陌,碎光红影见楼台。凭栏如解思经始,知我为亭有旨哉。”刻诗石壁,以志其事。

皇祐四年(1052年)末,祖无择贬官袁州知州。任内,祖无择最为令人称道的政绩,首先是新建袁州州学。

袁州州学的前身,是唐代天宝年间宜春郡太守房琯所建的夫子庙,又称为学宫,其址在州城北门外五十步,为宜春最早的官办教育机构。乾元元年(758),刺史郑审移建州学于州治西四十步。大中九年(855),刺史温璠复建于房琯所办学宫旧址处。南唐保大十年(952),刺史李徵古再移建于州治西南三十步处。北宋景德三年(1006),朝廷“诏诸郡于庙(即夫子庙)中起讲堂,聚学徒,选儒雅可为人师者教焉”。知州杨侃奉诏修宣圣庙、建讲堂。庆历年间,朝廷又诏州县兴学,知州李訦“置州学房钱以赡学徒”。

皇祐五年(1053),祖无择下车伊始便着手修建州学,“以旧址狭隘,乃改营州治东二百步”,此后历朝历代的袁州州学、府学便固定于斯。祖无择召置生徒,延请江右大儒李觏前来讲学。李觏撰写《袁州州学记》(后入选《古文观止》),由章友直篆额、柳淇书丹,刊石以志其盛,世称“三绝碑”。祖无择仰慕唐袁州刺史、大文豪韩愈,在州学讲堂西建韩文公庙,以李翱、皇甫湜、卢肇、郑谷配祀,亲自撰写《韩文公庙记》。州境大旱,祖无择又学韩愈著文祭拜仰山神求雨,果然天降甘霖。是年秋“禾大熟,百姓足食”,适逢新建州厅竣工,遂命名为“庆丰堂”,自撰《庆丰堂记》志之。为褒扬乡邦先贤,祖无择重修郑谷墓,并撰写了《都官郑谷墓志铭》。

州城东郊旧有湖亭,荒芜不治,祖无择在此兴建亭阁台榭,分别命名为乐游堂、廉堂、让堂、休亭、月台、采香阁、消暑亭、采珠阁、风亭,“植以珍木嘉果,间以奇卉幽草”。又从唐状元卢肇故宅发掘出“卢石”,移置湖畔,与著名诗人梅尧臣等赋诗唱和。于是东湖之上,“其浮有航,其绝有梁,其登有磴道,其周有缭墙。南北其门,后溪前市,山烟水风,渊鱼林鸟”,蔚为壮观。绍圣四年(1097),王古谪知袁州,继祖无择之后,在东湖兴建亭台楼阁。

祖无择(1006~1085),初名焕斗,字择之,河南上蔡人,以进士科第三名登高第。守袁三年,为官政简事约,与民休息,政绩卓著。官至龙图阁直学士,权知开封府。袁州人民缅怀其德政,立“祖龙图祠”崇祀。

宣和六年(1124)春,孙琪通判袁州。到官未久,州城居民三罹火灾,“求水艰甚”。其时,李渠淤塞“不知几何年矣”。孙琪从一位名为刘澄的老吏处得见袁延度所作《疏泉亭记》,于是有了“浚旧渠为火备”的想法,并呈告知州林徽之。林徽之担心劳伤民力,踌躇再三。孙琪请求道:“天下事不少劳何以久逸,不暂劳何以长治。今民困于火,可坐视而不知备耶?”林知州“服其言,遂治西陂,浚旧渠如故”。竣工日期为宣和七年三月,是为历史上第三次修浚李渠。

两宋交替之际,金兵南侵。朝廷下诏天下修城,“凡城池皆令坚险”。此时,承平既久的袁州城“墉堞颓圯,壕堑堙塞,渐不足恃。……虽时缮修,不过增庳培薄而已”。建炎二年(1128),汪希旦就任袁州知州,审时度势,修建州城,“大兴版筑”,疏通壕堑,“革旧城一新之”。新修州城城基周二千三百一十五步,原城高一丈五尺,增高至二丈;女墙三千五百步,高五尺,均为砖砌。又建敌楼、战栅五十间,总六百五十间。又修建内城西门,“皆旧无而今创修也”。城池既竣,“控山阻江,雄冠东南”。

不久,王仲嶷接替汪希旦任袁州知州。时有大股流寇进逼袁州城,王仲嶷率州兵据城坚守,流寇围攻一月有余,知不能下,遁去。嗣后,袁州知州罗克开、李观民、郑自诚、方岳等人,任内相继修缮州城,增卑培薄,以期城防完备。

南宋时期,李渠共有三次疏浚的记载。淳熙四年(1177),袁州知州张杓“教民导渠千五百余丈,渠赖其利”。淳熙十年(1183),袁州知州曹训“以李渠废而不治,命工疏导,水遂复通”。又将《袁州图经》中所记载有关李渠的文字,刊于疏泉亭壁间,昭示后人。

宝庆二年(1226),曹叔远出任袁州知州,下车伊始,访求舆情利病。针对李渠屡次修浚后不久便告淤塞的情况,经过实地勘察,分析原因后,对李渠进行一次全面、彻底的整修。工程自陂头、水口开始,对沿途堤岸、沟渠、水斗、分水湖、接水沟、减水沟等逐次进行修复。与先前历次疏浚工程最重要的变化,就是废弃了李渠出东城至赤板桥一段数里长的渠道,李渠“过报恩寺,入贡院,转而北会于秀江”。此后李渠都是经由州城东北隅的报恩寺(旧址在今袁州区粮食局院内)后,穿过城墙,流入秀江,总里程比以前缩短了四分之一左右。城内整修开浚的渠道“阔皆三尺以上。凡渠水所经巷陌之冲,旧为暗沟覆以砖土,今悉撤为明沟,深广皆丈余”。工程于宝庆三年春正月动工,“甫阅月,渠成。”

相对于此前五次修浚工程的仓促、简陋,曹叔远主持的李渠修浚工程用力最多,成效最大。曹叔远还将李渠的创修始末、修浚过程、沿途地形、施工项目及管理组织的构成、管理制度的规范、管理人员的职守等内容,撰写成《李渠志》,成为后世修浚李渠的典范。

曹叔远(1159~1234),初名叔遐,字器远,浙江温州瑞安人,永嘉学派著名学者。年十九即中乡魁,登绍熙进士,官至权礼部侍郎兼侍讲、徽猷阁待制。卒,谥“文肃”。宝庆二年出任袁州知州,任内多惠政,浚李渠,修学宫,建御书阁,复龟目二井,“修旧起废,山川城郭率皆改观”。此外,还有诸如减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余斛,为下户代输,每月在州学讲学两次等等治绩。

南宋一朝,袁州州学数经修缮。绍兴九年(1139),袁州知州陈烯“下车谒先圣先师于学宫”,见州学“丹青漶漫,楹桷倾驰”,于是命教授刘瑜“撤而新之”。工程于次年仲春动工,季秋落成,“昼绘炳明,轮奂高洁”。

淳熙五年(1178)八月,知州张杓重修州学,改教堂为明伦堂,“首辟讲肄之堂”,堂侧创建有集善、明善、思静、克己四斋,建稽古阁用于藏书,是为有记载以来袁州最早的官立图书馆。州学前有池,池边建有风雩、采芹二亭。张杓,字定叟,出任袁州知州时“方年少,已有能称”。其时,张杓之兄张栻正好来到宜春,欣然撰写了《新修袁州州学记》。张栻(1133~1180),字敬夫,号南轩,世称南轩先生,汉州绵竹(今四川绵竹县)人,中兴名相张浚之子。张栻系南宋大儒,曾主管岳麓书院教事,从学者数千人,成为一代学宗,岳麓书院因之闻名遐迩。张栻与朱熹、吕祖谦齐名,时称“东南三贤”。张栻曾于乾道八年(1172)任袁州知州,任期约一年,颇有政声。后官至右文殿修撰。

鉴于宜春县附郭,未单独设学,张杓与宜春知县柯春卿商议,将文庙由东门外移建于江北卢肇故居旧址处,创大成殿,设讲堂,名“闻弦堂”,招生徒讲学,是为宜春县学之创始。以后宜春县学常驻于此,历代未变。此外,张杓还有浚李渠、修谯楼、创周程三先生祠等举措,朱熹曾为之撰写《袁州三先生祠记》。总之,张杓对袁州的文化事业贡献良多,后官至兵部尚书、端明殿学士。张栻、张杓兄弟相继出守袁州,皆有惠政于地方,贤声流布远近,不啻为宜春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嗣后,州学屡次得到修缮。庆元元年至四年(1195~1198)间,知州江自任、高诹之相继修建州学殿庑。嘉定元年(1208),袁州教授虞达焕在州学泮池以东筑丛桂堂,将历代袁州进士题名刊刻其间。

宜春县学亦有增建举措。开禧元年(1205),宜春知县司马溯在县学内创建居仁、由义、近思、笃志四斋。嘉定三年(1210),宜春知县姜光重修县学,“复立讲座,增职事位,环以廊庑”。嘉定八年(1215),宜春知县王洙在县学修卢公墨沼,筑亭其上,名墨沼亭。殿后复建有亭,名“咏归亭”。

南宋期间,袁州谯楼有两次重建的记载:淳熙四年(1177),袁州知州张杓重建谯楼,并创“颁春”、“宣诏”二亭。嘉定十二年(1219),袁州知州滕强恕新修谯楼,创左右掖楼,“筑台为楼五间,原制铜壶一座,并夜天池、日天池、平壶、万水壶、水海、影表、定南针、流水桶、更筹、漏箭、铁板、鼓角,设阴阳生轮值,候筹报时”。

前文已述,南唐保大二年(944),袁州刺史刘仁赡新建州治,建造谯楼,这是见于史乘有关修建袁州谯楼最早的文字记载。显而易见,滕强恕修建的袁州谯楼,具有观测天象的功能,而且“设阴阳生轮值,候筹报时”,再根据其座西朝东、南北两端均留有用于观测天象的露台这一独特形制与特征,可以确认袁州谯楼为具有授时报时功能的古代天文台。而早于滕强恕42年之前,张杓重建袁州谯楼并创“颁春”、“宣诏”二亭,其中“颁春”二字就别具况味,字面可以解释为“发布春天到达的讯息”,这与作为天文观测机构所具备的“候筹报时”功能十分契合。由此可以设想:不晚于淳熙四年(1177),袁州谯楼已作为古代天文台而存世。

古天文学界长期认为,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古天文台遗址,是元至元十三年(1276)由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建造的河南登封古天文台。国外确有实据的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,在中亚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古代帖木儿帝国都城撒马尔罕,系公元1428~1429年间由该国国王、天文学家兀鲁伯所建的兀鲁伯天文台。显然,上述两座古天文台的建造年代,即便与南宋嘉定十二年(1219)滕强恕修建袁州谯楼、恢复其观天测时功能的年代相比,都分别要晚了57年和210年。如是,袁州谯楼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天文台遗址的结论,便不言而喻了。

两宋时期,州县两级官署的修建情况记载十分简略。宋初,江南尚由南唐后主李煜统治,不过李煜名义上已经向宋朝称臣,用宋太祖赵匡胤的乾德年号。乾德元年(964),袁州知州吕延真修葺州治。景德三年(1006),杨侃出任袁州知州,修建州厅。皇祐五年(1053),知州祖无择新建州厅,名之为“庆丰堂”。又于州治内建浩然堂。

建炎三年(1129),知州汪希旦重建州署戟门。淳熙四年(1177),知州张杓在州衙建四益斋,刻其父张浚所书四益碑于其中。又于州厅旁建便斋,其兄张栻为之题额“隐斋”。嘉定十二年(1208),知州滕强恕新建州治。

两宋时期,历任袁州知州在州署修建各类楼堂轩阁的还有:赵资道建有吏隐堂、劲节堂、清心堂和远意轩,刘履忠建有一览楼、玉虹堂,黄劭建有敬简堂,陈烯建有景韩堂,阮阅建有无讼堂,辛炳建有南园道堂,周必达建有尊德堂,罗克开建有勤顺堂,吕延真建有澄源阁,等等。此外,宋代袁州州署中还有许多未具名修建者的楼堂轩阁,如多胜楼、浮香楼、瑞禾堂、落梅堂、不受暑堂、明允堂、舫斋等,仅有名称而已。

至于宜春县治的修建情况,更是只有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1161)知县胡安老将县署自州城东郊“始徙城内善政坊”数语而已。诚然,两宋国祚三百余年,宜春县署的修建实繁有数,只是史乘不载罢了。

 五

元代,袁州城垣范围仍沿袭前代旧制,鲜有修建记载。元末,各部反元起义的红巾军据地自雄,后来更是刀兵相向,相互征伐。其中徐寿辉集团(天完政权)将领欧普祥占据袁州,因不满陈友谅弑杀徐寿辉自立的行为,投效当时实力尚不强盛的朱元璋集团。彼时,尽管袁州孤悬于陈友谅集团势力范围之内,周边强敌环峙。欧普祥运筹帷幄,凭借州城深壕壁垒的坚固,以及将帅军卒的谋略善战,坐拥周边数县利益,据守袁州十年,终保城池完固,地方无虞。

袁州路治所及宜春县署的修建情况,史乘记载甚少。至大元年(1308),袁州路达鲁花刺忽都鲁脱因、总管朵儿直主持新修袁州路官署,历时四月而成。至顺二年(1331),锦州不花任袁州路总管,见官署年久失修、荒秽不治,于次年九月兴工修缮,再次年七月竣事。至于宜春县署未见修缮记载,仅见“元季兵燬”数字而已。

城北秀江桥的建造情况,可追溯至唐朝。唐天宝年间,宜春郡太守房琯首建跨越秀江的桥梁,名“广济桥”,桥梁旧址不详。唐中和年间,经权袁州刺史邓璠重修,久圮。嗣后约400年间,州城跨秀江南北交通由浮桥或渡船承担。

元朝后至元年间(1335~1340),宜春大慈化禅寺住持慈昱禅师在袁州城北门外建秀江桥,“甃石架木,覆屋其上”,共计一十四墩、七十余丈,桥上架屋五十三间,桥名“画舫”。慈昱禅师(1254~1340),袁州萍乡县人,俗姓李,家世崇佛(今慈化禅寺内所存“鼻涕钟”即由其祖父李昭文捐献)。七岁出家慈化寺,二十八岁往大都(今北京)参谒庆寿禅寺方丈西云安禅师。后元世祖忽必烈宣授紫衣,敕封“慧觉大师”,住持庆寿禅寺。元贞元年(1295),钦奉敕命归住慈化寺。大德四年(1300年),慈化寺再罹火灾,慈昱禅师奉敕重建,历经十年,费赀钜万。慈化禅寺落成,规模宏大,寺宇庄严,成为声闻遐迩的江南名刹。奉玺书升僧判,掌管袁、临、吉、瑞四路佛教事务。慈昱禅师圆寂后元惠宗颁旨着袁州路达鲁花赤薛云帖木儿御葬,加封“普莲宗主慧觉圆应明照大师”,敕赐塔名“本光普照之塔”。

皇庆二年(1313)十一月,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下诏恢复科举,各地学校渐次恢复。袁州路儒学修建情况,旧志稍有记载。至治年间(1321~1323),袁州路儒学教授吕申孙“创碑亭于学门之右”。后至元五年(1339),袁州路总管张熙祖建尊经阁于讲堂之北,四月兴工,八月落成。“旧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诸阁,移李氏学记石刻置堂中”,其规模“崇基八尺,深四十尺,广五十尺”,以致“东南学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”。

至于宜春县学的情况,则仅有“元季兵燬”寥寥几字。(未完待续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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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来源:宜春文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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